作者:尚小明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2月
尚小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有《清代士人游幕表》《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宋案重审》等,编有《立宪团体》《山东谘议局》《山西谘议局》《国会请愿运动》等资料集。
1913年的“宋教仁遇刺案”是民国历史上的一桩悬案。100年来,不断有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寻找刺杀宋教仁的幕后凶手。此前,先后有人提出“袁世凯说”“赵秉钧说”“陈其美说”等结论,但学者尚小明却认为,由于研究者没有“充分占有史料,并以严谨的态度为之”,导致各种结论均有破绽,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2013年,正值“宋案”发生百年,本打算写一篇论文的尚小明发现,“过去100年的宋案研究史,其实是一部失败的历史”,研究者甚至连宋案的基本案情都没能准确把握,更不用说案件细节了。于是,他决定研究到底,跑遍各大档案馆,寻找与宋教仁案件相关的档案、电报、书信、报纸新闻、时人文集以及相关的研究著作,并抽丝剥茧,寻找线索,最终得出了迥异于前人研究的结论。
经过5年时间,尚小明最终写成了500余页、54万字的著作《宋案重审》。
百年宋案研究史,是一部失败的历史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宋案重审》的结论,那就是“宋教仁遇刺案”的幕后主使其实是时任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的秘书洪述祖。
这看似简单的结论,背后却要有大量文献档案的支持,以及在深厚史学素养积淀下进行的合理分析。
该书的开篇,尚小明将错误结论的出现归结为学术性探究屈指可数、对案情分析过于简单化、核心证据从未真正受到重视、大量史料未被发掘利用这4个原因。
尚小明认为,此前研究宋案的专业学者的研究特点是:“先平铺直叙宋教仁被刺前后情形,然后就谁是刺宋主谋这个核心问题,几乎不加分析,直接表明看法,内容陈陈相因,材料大同小异。说到底,就是偏于记述而非分析论证,因此,所述结论很难令人信服,甚至难以找到些许可给人启发之处。”
在尚小明看来,此前宋案背后的主谋之所以会被错误地认为是赵秉钧、袁世凯,除了受革命史观的影响,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国民党方面的研究结论外,就是忽略了宋案发生之前一系列的有关事件。
由此,尚小明在对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所藏《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攫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之后,提出“宋案”≠“刺宋案”,而是要与“刺宋”之前所发生的如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宋黄”、“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等一系列情节相联系。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洪述祖命人暗杀宋教仁的动机。
“宋案”≠“刺宋案”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作为总统的袁世凯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下令解散此前反清的秘密会党,宋案的主谋洪述祖就是在受命解散秘密会党的过程中与共进会会长、后来刺宋的直接执行者应夔丞建立了联系。
与此同时,1912年12月,上海的国民党激进派发起组织“欢迎国会团”,要求正式国会在南京召开,试图摆脱袁世凯的控制。这一倡议,自然引起了袁世凯的反对,洪述祖“乘机运动当局”,提出亲自南下,与应夔丞调查并解散了“欢迎国会团”。
洪、应二人本打算炮制一篇败坏孙中山、黄兴和宋教仁等国民党领袖的文章。然而令洪述祖没想到的是,文章还没出来,“欢迎国会团”的发起人已经向袁世凯政府投诚。最终,无路可走的洪述祖,才有了拼死一搏派人暗杀宋教仁并借机谋利的想法。
全书的逻辑环环相扣,每个环节都有史料支撑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尚小明尤其强调清代“乾嘉学术”对自己的影响:“乾嘉学者从小学(语言文字学)入手的治学方法无疑在今天仍可给历史研究者以启发。我并不是说今天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一定要像乾嘉学者那样,首先去做文字(形体)、音韵、训诂研究,而是说,历史研究者面对每一条史料,都应当有乾嘉学者那种对语言文字高度重视的自觉,应当从每个字、词、句乃至语法、语气等角度入手进行精密解读,如此方能将史料当中所蕴含的各种内涵揭示出来。倘若对史料只是得其大意便据以立论,那么,无论其观点多么惊人,都是经不住检验的。”
不过,尚小明仍担心自己的著作能否被读者准确理解。他说,由于《宋案重申》中考证占据了大部分篇幅,有些读者可能没有耐心读下去,或者只记住一个结论,导致断章取义。有些读者可能随意翻一下,就断言“宋案”与袁世凯、赵秉钧等人毫无关系,这其实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虽然“刺宋”环节与袁世凯、赵秉钧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们与“宋案”其他环节有关,而这些环节是导致“刺宋案”发生的直接原因。(宋晨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