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禹志愿服务队员在盲校关爱盲童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2月5日给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和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给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的回信精神，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中央文明办、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中共湖北省委共同主办了“青年志愿者之歌——本禹志愿服务队先进事迹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于5月5日在清华大学大礼堂举行。现刊发5位报告团成员发言内容摘要。
徐本禹，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2004年央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现团湖北省委学校部部长。资料图片
我的牵挂
1999年，我从山东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考入华中农业大学。在大学里，有一件事情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1999年的初冬，同学胡源的母亲来学校看望他时,看到我身上只穿着一件很单薄的军训服，就把原本送给胡源的衣服送给了我。“别人帮了自己，自己理应为别人做点啥”。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在学校里做过义务投递员，在食堂里收拾过餐具、在草坪上捡过垃圾。那时，我心里很快乐，一种给别人带来方便的快乐。正是这种快乐，让自己渐渐走上了志愿服务的道路。
2002年暑假，我与4名志愿者来到贵州省大方县猫场镇狗吊岩村岩洞小学支教23天。回到学校后，一直牵挂着那边的孩子们。2003年7月，我考上研究生，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放弃读研的机会，重返贵州支教。我的母校给予了我最大的支持，为我保留了入学资格。重返贵州后，我先到岩洞小学支教一年，接着来到条件更加艰苦的大方县大水乡大石村大石小学支教一年。
刚到岩洞小学支教的时候，由于孤单寂寞，我曾经有两次从睡梦中醒来，泪水打湿了枕巾；由于不习惯天天吃玉米饭、酸汤和辣椒，我还得了严重的胃病。在大石小学支教期间，为了领取好心人捐赠的物品，我经常行走在大石小学到大水乡的那条28里山路上,一星期要走五六次,来回一次要走3个小时。有一次，我竟一边走，一边打起了瞌睡。
支教期间，虽然生活过得艰辛，但我收获了许多感动和幸福的泪水。我要结束支教的时候，学生王敏哭着唱了我最喜欢的那首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那一刻，我泪流满面,因为感动,更因为不舍。
带着这份牵挂与不舍，后来,我先后20多次去贵州看望那里的孩子们。每次去，我都尽可能地再走一遍那条28里山路，因为那条路给了我成长的磨砺。
两年的贵州支教，让我懂得了以一颗感恩之心对待他人。2002年暑假，我们结束在岩洞小学的支教，走的时候，学生雷来福的妈妈特地给我们送来了50个鸡蛋。不管我们怎样拒绝，雷来福的妈妈还是把鸡蛋硬塞给了我们。后来，我在雷来福写的作文中得知，这50个鸡蛋是雷来福的妈妈挨门挨户向邻居家借来的。我把这份感动珍藏在了心底，一直到现在。
2008年，我走上了共青团的工作岗位。起初，我内心充满着困惑，困惑的是，不能像原来那样拿出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喜爱的志愿服务工作。后来，我渐渐地体悟到，把志愿精神融入到本职工作中来，这何尝不是一种志愿服务呢？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和贵州支教时的艰辛比一比，怕啥；工作加班的时候，和贵州支教时边打瞌睡边走山路比一比，累啥；爱人孩子不在身边，和贵州支教时的孤独寂寞比一比，那算点啥。有一天深夜，我办公室里的两根灯管同时熄了火。那一晚，听着外面的风雨声，我想起了我的爱人和孩子。想起她怀孕期间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老家，想起小孩生下来的第二天我才来到她的身边，我心存愧疚，更多了一份牵挂。
现在，志愿服务成了我最好的“生活伴侣”。周末，我会和“本禹志愿服务队”的小伙伴一起走进福利院、走进盲校。特别是在盲校，当我们听着孩子们用心唱出的歌声，我们的内心仿佛宁静了许多，泪水经常模糊我们的双眼。与其说，我们来帮助他们，还不如说是他们教会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生活。
有人经常问我，“志愿服务给你带来了什么？”我说，参与志愿服务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富有的人。在贵州支教期间，我认识了我的爱人。与此同时，在参与志愿服务过程中的那些感动和挂念，都是值得自己一辈子去珍藏的精神财富。
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自己参与志愿服务的感受和体会，那就是：把奉献当成一种生活态度、把艰辛当成一种生活磨砺、把志愿服务当成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还需加油！还需奋进！我们永远在路上。
十年，爱的传递
我们的故事要从徐本禹说起。
出身贫困的徐本禹，成长过程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帮助。进入华中农业大学后，他下定决心要传递这份爱心。2002年7月，徐本禹和同学赴贵州大方县猫场镇狗吊岩村岩洞小学开展暑期社会实践。狗吊岩村是乌蒙山区的一个信息封闭的孤岛，不通公路、不通电话，孩子们是在岩洞中用石头垒成的课桌上课。徐本禹被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神刺痛，队友们完成任务后离开了，他又坚持了半个月。走的时候，孩子们硬把几个鸡蛋塞进他的背包里，他们擦着眼泪，不停地问：“徐老师，你还会回来吗？” 徐本禹流着泪，庄重地给孩子们承诺:“毕业后我一定回来”。
2003年3月，徐本禹考取了本校硕士研究生，但他觉得，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兑现自己的承诺，于是作出了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决定：放弃读研的机会，回到山区继续支教。学校决定破例为他保留研究生入学资格，并为他提供经济资助。因为一句承诺，徐本禹独自在贵州省大方县猫场镇狗吊岩村为民小学、大水乡华农大石希望小学支教两年。
2004年，学校彭光芒教授和范敬群老师去当地考察。回校后，彭光芒教授抑制不住内心的感动，以“南湖居士”的网名，在网上以纪实图文发了《两所乡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的帖子。帖子在数小时内就因跟帖数量过多而导致服务器堵塞。很多网友在回帖和邮件中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愿：因为徐本禹的故事而感动，因为感动而行动。
2004年，徐本禹被评为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2005年由华中农业大学捐建的华农大石希望小学新校舍落成。“六一”国际儿童节那天，孩子们搬进了崭新的教室，校园成了最快乐的地方。
此后，学校决定每年在应届毕业生中招募优秀志愿者继续支教活动。10年的爱心接力，已经有66名研究生志愿者参与其中。
支教的那一年，我们爬过最多的山，摔过最多的跤，吃过最多的土豆，喝过最多的酸汤。但是最难熬的日子还是在冬天。山区天冷，还经常有冻雨，我的10个手指冻了个遍，又疼又痒，常常彻夜难眠。医生说右手小拇指二级重度冻伤，再晚一点可能要坏死截掉。妈妈抚摸着我长满冻疮的手指，泪流满面。我当时也想哭，但最后还是强忍着对妈妈说，没事。我跟妈妈讲，那一年，我收到了最难忘的礼物。山里孩子腼腆，不会大声说我爱你，却会用行动表达他们的心意。当我们手中突然被塞进一两个鸡蛋或者一块芝麻饼干，还没来得及看清是谁时，孩子们就跑开了。在教师节或是某一天清晨，宿舍的窗外会被摆放上几束野花，幸福就这么突然地涌上来。
那一年，我读懂了成长。在我支教期间，华农的学生李满营被确诊为白血病。消息传到小学，孩子们把这位远在武汉的大哥哥当作自己的亲人，纷纷画画、写信送上自己的祝福。知道治病需要花很多钱，三年级的严洁，每天放学后跟着妈妈上山挖药材，卖了5块钱，同班的王春兰卖了4个鸡蛋，凑了两块钱。一枚枚硬币，一张张被攥得皱巴巴的纸币，汇集起来，送到武汉。孩子们用一颗颗真诚善良的心，学会爱，传递爱。是爱，让他们成长。
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一重重变化正在大山中悄然发生。
大石小学当年的破木楼已经被新教学楼取代，学校里有了爱心食堂、爱心书屋、多媒体设备。在团中央“关爱农民工子女行动”项目支持下，有了“七彩小屋”。有些孩子去过武汉、来过北京。200多名当地教师走出大山到武汉交流学习。
所有变化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人的变化。10年前，孩子们的表情刺痛了我们的眼睛。今天，孩子们的笑脸像阳光一样灿烂。更令人欣喜的是，大石小学毕业生中有7人考上大学，其中一位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她就是康胜美同学。
当年孤独的支教者如今已发展为一个成建制的爱心组织，它有一个骄傲的名字，“本禹志愿服务队”。服务队里有研究生支教团、红杜鹃爱心社等一批团队，队员1200多人。他们以各种形式，开展公益服务活动。
这是一个爱心传递的感人故事，故事没有终点。我们看到，一批又一批的“徐本禹”，正为梦想，为青春，感动而行动，坚持与祖国同行，为人民奉献！（丁洁，“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现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辅导员。）
感谢有你
我来自贵州省大方县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现在是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一名大三学生。在我6岁上小学一年级时，已经开始独立承担家务。有一次，我在洗碗的时候，不小心把一锅开水全洒在了身上，留下了很多疤痕，从此我心里一直很自卑。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姐姐考上了初中。家里实在负担不起，爸爸妈妈想让姐姐退学，看着姐姐蹲在角落里偷偷地哭泣，我忍着泪水对妈妈说：“妈妈，让姐姐先去读，我还小，以后还有机会。”
第二年，11岁的我到了贵阳打工，给别人卖臭豆腐。体重不足60斤的我，每天挑着30多斤的担子上街叫卖。每个月有100块钱的工资，我舍不得花，全部攒起来寄给了家里。
一年后，我回到学校继续读书。爸爸把我转到了徐本禹老师支教的那个学校，正好上徐老师教的五年级。徐老师得知我是打工后回去上学的，怕我基础差跟不上，经常给我补课。他还常常开导我，不要因身上的疤痕而自卑，我心里充满了对徐老师的感激。徐老师生日那天，我很想向徐老师表达我的心意，但是身上没有一分钱。最后，我偷偷跑到小店，赊了一个两元的蛋糕，送给徐老师。徐老师却含着泪把蛋糕分给了同学们吃。
每次上课，看到讲台上徐老师消瘦的背影，过着那么辛苦的生活，还努力地想把知识都教给我们，我就默默地对着大山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走出大山，将来像老师那样去帮助他人。
农历6月19日那天，我和村里的同学早早地去学校补课，可徐老师很晚都没来教室。正准备出去找时，一辆车开进了学校。徐老师双眼通红地从车上走下来，他从背包里拿出笔和纸，低着头，蹲下写了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递给我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就给我写信或打电话，千万不要再放弃上学。”听到老师有些颤抖的声音，我好像明白了什么，攥紧双手，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徐老师又从口袋里掏出200块钱，塞在我兜里说：“我答应给你免学费的，钱你拿着，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这时同学、村民们都聚集到了学校门口，很多人躲在一边哭出了声音。徐老师没有说话，两眼红肿，默默地转身进了车里。我们跟在车子后面，一路上追着哭着。看着车子消失在远处，那一刻，我心里像被抽空了一样，一下失去了依靠。
徐老师走后，我们班从原来的46名同学减少到11名，我谨记老师的话，继续上学，而且更加刻苦。那年我以全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初中。
这一别就是6年，徐老师又去了更穷的大水乡、非洲支教，而我开始上初中。在这期间，他托其他志愿者一直关心着我。后来我考上市重点高中——毕节民族中学，徐老师每学期都给我寄500块钱的学费，常常给我打电话或者写信，帮我排忧解难。高二时，徐老师还去学校看我，问我想考哪个大学，我笑着对老师说：我要考你的母校——华中农业大学。
高三那年，妈妈被查出癌症晚期，医生说妈妈只有3个月的时间时，我觉得世界瞬间崩塌了。我跑到医院楼顶，双膝跪地，哭着拨通了徐老师的电话，电话里的徐老师也在抽泣，他安慰我说：“好好照顾你妈妈，勇敢地去面对生活。”徐老师又请本禹服务队的志愿者给我妈妈寄去1000块钱买补品。我牢记徐老师的话，一边认真准备高考，一边带着母亲四处寻医。高考后，在妈妈最后一个月的日子里，我日日夜夜守在病床边。可是无论我多么努力，妈妈最后还是走了。妈妈下葬后，我想弃学去打工，本禹老师坚持要我读大学，并鼓励我填报武汉的学校，说好有个照应。后来，我考入了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在我为学费发愁时，他又拿出5000块钱给我。去年8月，徐老师担心我脖子的疤痕影响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又联系社会好心人士替我做了免费修复。
一直以来，徐本禹和徐本禹们给予了我太多的帮助。上大学了，我觉得我应该兑现诺言、回馈社会。我加入了本禹志愿服务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志愿者。我在周末和同学一起去盲校、去福利院，看望老人，陪瘫痪的大姐学英语。2012年7月，我申请参加了贵州支教团，我把戴着耳钉的叛逆男孩、穿着暴露的无知女孩拉回了课堂；我像本禹老师一样挨家做家访，我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读书有多重要。
我的生命因为徐本禹老师变得丰富和美好，我希望我有能力让更多的生命因为我而美好！（康胜美，“本禹志愿服务队”贵州受助学生代表、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大三学生。）
我眼中的本禹和本禹们
我和徐本禹，及支教团的这份情谊，开始于10年前冬夜的采访。
2004年12月25日晚，华中农业大学一间教室的讲台上，一个瘦瘦的男生默默站了很长时间。台下，座无虚席。
“我很孤独，很寂寞，内心十分无助和痛苦，我感到自己快坚持不住了……”半晌，他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报告。
和所有人一样，我睁大了眼睛。我以为，支教志愿者从贵州回来作报告，应该是豪迈而富有激情的。
那个夜晚，所有人都在一次一次默默流泪。
我的取景框，也是一片模糊。
我拍摄的照片，获得当年的中国新闻奖。但在心里，始终有一份牵挂。或者说，这份牵挂是因为一丝不安。我常问自己，如果不是本禹，这张照片还能获奖么？
在我内心，深藏着一个愿望：到贵州大山去，看看那里的孩子，朴实的乡亲，还有默默奉献的志愿者。
2012年初夏，我终于走进大山深处。
和第六届支教团在一起生活了20天，是我人生当中最为难忘的经历。在这里，我看他们上课，随他们去家访。环境是如此的恶劣，志愿者们却是那么的乐观。
当地村民对志愿者们的强烈需要和尊敬，深深打动了我。在那里，我见证了志愿者罗欢和贫困孩子杨杰认兄妹的故事。
六年级的苗族小女孩杨杰，唯一的哥哥因交通意外去世。按当地风俗，杨杰要在外面认一个亲人，以保佑平安。
杨杰的家人想起了罗欢老师。因为在学校，善良的罗欢总是从自己的伙食里打出一份白米饭给杨杰，上课的时候鼓励她发言，要她将来一定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面对请求，罗欢爽快答应了。
6月24日上午，罗欢走进杨杰的家，轻轻拉过小杨杰，按风俗给她系上一根红绳。
83岁的爷爷坐在角落里，默默抽着旱烟，泪水在眼眶打转。
那天中午，罗欢和杨杰并肩坐在家门口。看着对面的大山，罗欢说，以后，我就是你大哥。
一年时间很短，但是，每一位志愿者都在用这一年的时间，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也正是这种全身心的付出，才有了离别时刻的依依不舍。
7月7日早晨，拍摄志愿者和学生告别的场景。我经历过太多离别，唯有这一次，让我心痛得无法呼吸。
当第一缕阳光从山头洒进本禹希望小学，志愿者最难受的一天，开始了。
操场中间，篝火燃尽成灰，给丁文娜送别的孩子们整夜未眠。回忆，一遍遍回忆，文娜告别的话刚出口，已然哽咽。
二楼五年级，教室门紧闭。全班孩子端坐着，静得听不到一点声音。一个，一个，刘小庆温情的目光，逐一滑过，仿佛要把他们刻进记忆最深处。孩子们轻轻唱起离别歌，小庆微笑着，眼含泪水。
“一会儿车来了，我下去，你们都坐着，不要动！”小庆紧咬嘴唇说。
有孩子开始轻轻抽泣，小庆突然捂住脸。渐渐地，更多同学将头埋进书桌，呜咽声一片。
“好了，不要哭了。我们笑着告别，好么？”小庆擦去泪，站在讲台旁。“来，谁和我拥抱一下？”
突然，黄婷洁站起身，哭着扑进老师怀里，小庆再也控制不住，泪落成行。
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美、最心酸的离别。
一年支教，不仅仅是给孩子们带去知识和欢乐，对志愿者，这一年的磨练，让他们成熟、开朗、快乐、更加自信。周磊、丁洁、俞芳、葛俊……10年，一个个熟悉而陌生的名字，一张张笑脸从我的镜头里滑过。我明白，从此我与这个集体将不再分离。
10年，“我已习惯把学校看成麦田。那无际的风，刮得麦子上下翻腾，青青一片犹如绿海。”一名志愿者描绘了所有志愿者心中永恒的画面。我知道，这10年，是一种诗意的平凡，孕育了感动和希望。他们平凡的每一天，正是新一代大学生为祖国甘于奉献可贵精神的呈现。也正是这种精神，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希望。（田悦，媒体见证人、《湖北日报》视觉新闻中心记者。）
我是你的眼
2004年，我刚上初中，含着泪看完了“感动中国”的颁奖典礼，从电视上第一次知道了本禹大哥，也第一次有了去做志愿者的冲动。2010年，我考进华中农业大学，并加入了本禹志愿服务队，如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志愿者。
3年多的大学时光，我绝大多数课余时间，一直与服务队的伙伴们奔走在武汉的盲校、聋哑学校、养老院和贵州山区的小学。
2010年12月9日，是我永远无法忘怀的一天。这一天，我第一次随本禹志愿服务队走进了武汉市盲校。2006年以来，每周，本禹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都会去武汉市盲校，陪伴那里的小朋友。尽管有所准备，与他们接触还是给了我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他们欢乐阳光，能跑能跳，会使用手机，仿佛就是健康的孩子。志愿活动很快结束了，但是孩子们却不放我们走，非拉着去盲校的操场坐坐。拉着我的手是两个男孩，一个叫刘子炀，一个叫王可，他们你一句我一句的问我，你的家是哪里的？你有什么爱好？在即将离开时，刘子炀突然把我拉到一边，紧紧抓住我的胳膊问：“哥哥你以后还会来吗？”我顿时明白了，他们欢笑背后隐藏着深深的孤单，需要人陪伴，我有一种强烈地被需要的感觉。但我怕不能实现承诺伤人，没敢明确地回答他，只是说：“哥哥有时间一定会过来。”心里却暗暗地给了自己一个承诺：一定要坚持下去。
到盲校做志愿者并不简单，需要进行细致专业的培训，其中对盲童心理的把握最关键。与他们交往，最大的禁忌就是不要随意用任何与眼睛相关的词语。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3个人坐在四年级教室里，我和刘子炀做着手工，王可在练习吹葫芦丝，吹的是《月光下的凤尾竹》，陶醉之中，我问了一个至今仍有些后悔的问题：“你们觉得月光下的凤尾竹美不美呀？”他们笑着对我说：“我们都不知道月光是什么颜色。”他们没有生气，反而主动谈起了有关自己眼睛的故事。他们平静地娓娓道来，我却听得泪流满面。这眼泪一则是因为触及内心的信任，他们不再把我当作陌生人，而是一个内心可以信任的亲人。二则是因为不幸的命运，两个男孩的失明都是后天人为因素，都有一段悲情的故事。情绪平复后，我坚定地对他们说：“哥哥以后做你们的眼睛，带你们看世界。”
我希望自己这双眼睛，能够带领两个小男孩穿越拥挤的人潮、领略四季的变换、阅读月光的颜色。3年半里，我陪着刘子炀和王可在盲校的操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听他们一遍遍讲述小朋友们的幸福瞬间；带他们去华中农大的油菜花田，让他们感知了大学校园的多彩春天；陪他们去江滩放飞他们向往多年的风筝，一起为他们升空的风筝大声呐喊；陪他们听过他们每天必听的评书，一起为故事人物的命运嗟叹……
在我眼里，他们就是正常的小孩，会哭会笑，会吵会闹，我充当的，是一个哥哥的角色，能够每周带给他们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帮他们暂时驱散孤独。更多的时间里，我既是他们的眼睛，也是他们的一个平等的陪伴者，一个值得信任可以倾诉的对象。他们就是我们的亲人。每次去盲校，服务队的每个成员都很快乐。因为一周过去了，终于可以见见亲人，感受到团聚的温暖。
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做的，不过是用一颗纯粹的心，去做一件件力所能及的小事。每日、每周、每月、每年，聚沙成塔，我们把坚持变成一种习惯，把习惯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从本禹大哥开始，一届一届的传承，无数的志愿者加入到这场没有终点的接力赛。我们没有轰轰烈烈的过程，没有声势浩大的场面，有的只是平凡中的坚持与陪伴。
志愿者们经常会有共同的感悟：我们付出的太少，得到的回馈却太多。3年多来，我的最大感受是，在那些我们帮助的人身上，我看到了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敬畏和尊重，学到了勇气和坚韧，学会了如何去认识这个世界。（刘浩，中国青年志愿者助残“阳光行动”志愿者代表、“本禹志愿服务队”红杜鹃爱心社社长。）
